《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英]马修·恩格尔克著，陶安丽译，企鹅兰登中国
上海文艺出版社年8月版
“身份认同”发展的背景
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没有真正写过身份认同（identity）方面的内容。它不是个多年来恒久出现在人类学期刊里的概念，而且它绝对像“家庭”一样，是个要想针对它做出跨文化的比较，须得着实下一番功夫的词。
考虑到这个概念今天的重要性和流行程度，你可能会对此感到意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许多人类学研究都与身份认同相关。这种转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开始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常常有意识地使用这个术语。身份认同是自我定义、政治动员和行动，以及政府管理的主要工具，当然，正如每个忧郁的青少年都知道的那样，它也是哲学思考的恒久主题。我是谁？
然而，“身份认同”并不是一个新词，它的一些主要的当代用法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很久。《牛津英语词典》中“identity”的第一个义项是“在实质上相同的性质或状况”。这可以适用于任何东西——数字、西红柿、星星——但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里，它在我们关于自我和群体之定义的词汇中占据了首要地位。《牛津英语词典》还强调，这种相同的状况或性质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保持不变。这和身份认同定义相关的第二个方面同样重要。
人们一般认为，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H.Erikson）的研究引领了这种转变。他在初版于年的《身份：青年与危机》（Identity:YouthandCrisis）一书中创造了“身份危机”这个概念。激发埃里克森对青年的兴趣的时代背景，是民权运动、黑人权利运动和女权主义的兴起，以及可能是其中涉及范围最广的年的反战和反建制抗议运动，这场运动的范围从墨西哥一直延伸到捷克斯洛伐克。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身份政治都成为批评和自我定义的有力工具。
埃里克·埃里克森（—），美国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
以马尔科姆·X（MalcolmX）为例，他取这个名字是为了表明他本来的名字马尔科姆·利特尔（MalcolmLittle）不属于他自己或他的家族，因为他的祖先在被奴隶贸易贩卖到美洲的过程中被抹去了本名，才被殖民者强加了这个姓氏。这种对名字的强调是讨论身份认同的一种常见路径：它表达了一些我们常常认为是长期根植于我们内心深处的东西，即使环境或历史的力量试图压制或抹去它。从弗朗茨·法农和其他反殖民知识分子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身份认同的关切。从巴西、博茨瓦纳到危地马拉和美国，身份政治成为反殖民运动以及原住民群体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斗争的核心。
观察埃里克森的研究生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风向的转变是如何逐渐发生的，即使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虽然他关于身份和青年的观点可以用于分析20世纪60年代的时代精神，但它们实际上是根植于更经典的人类学关怀之中的。20世纪30年代，在其职业生涯即将开始的时候，埃里克森与人类学家梅克尔（H.S.Mekeel）一起在奥格拉苏保留地（OglalaSiouxReservation）进行了一项关于教育和儿童心理学的研究。
埃里克森关于苏人（Sioux）的工作在几个方面上都很有意思，尤其是他对“文明教化使命”给奥格拉儿童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所持的批评立场。他在初版于年、公认是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童年与社会》（ChildhoodandSociety）一书中讨论了其中的一些内容。这本书有几处提到了身份认同，包括埃里克森对苏族人在多大程度上被“剥夺了形成集体身份认同的基础”的担忧。然而，在他年发表的一篇基于近期和梅克尔的合作的文章中，他完全没有明确提到“身份认同”这个词。但是到了年，身份认同就已成了头号热门话题。
《童年与社会》，作者:[美]埃里克·埃里克森著，高丹妮/李妮译，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年1月版
那么，在这三十年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如果我们用埃里克森的作品作为风向标，它说明了什么？其一是我们开始在更大的程度上把自己视为享有权利的个人。从这个方面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三十年。
20世纪中期的另一个重要转变是，对自我和群体的理解越来越多地被置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的框架之下。在人类学中，全球化被定义为创造“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资本、人、货物、形象和意识形态的快速流动将全球越来越多的地方吸引到相互联系的网络中，压缩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使我们感觉世界变小，距离变短”。这里有很多东西可以展开说。不过，在现在这个阶段我想说的是，这种高度互联的一个影响是迫使人们思考身份认同的问题。我们都变得一模一样了吗？全球化是在强行弭平差异，代之以整齐划一的景象吗？
面对这些问题，一种反应是坚持强烈的文化认同。以伯利兹（Belize）为例，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伯利兹人家里安装了卫星电视。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伯利兹与其前殖民宗主国英国之间的联系就被破坏了。当地人民不再依赖由后殖民国家广播系统提供的电视内容，其中许多都是从BBC和美国广播网回收的旧节目和过时节目。在重要的方面上，当地人开始感觉自己与更广阔的世界有联系——或者说，感觉自己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参与到当下中来。
卫星电视是实时直播的；它并不是在转播别人的节目，也没有延迟，在此之前，只能看延迟的转播节目给伯利兹人打上了“落后”的标签——一种挥之不去的殖民地意象。突然之间，他们开通了有线新闻频道，还可以收看美国的棒球比赛（非常受欢迎）。卫星电视是进入全球舞台的标志，在重要的方面上起到了赋权的作用。但对一些人来说，这也引发了他们对伯利兹身份认同的担忧。
我们部分地能从这个时期里发生的另一个转变看出这点：伯利兹音乐传统，包括“朋塔摇滚”（puntarock）风格（跟卡利普索[calypso]风格有点像）的飞速流行。而在旧的殖民地关系模式下，这种本土音乐被视为某种古怪落伍的东西，而现在它成了真正的兴趣和骄傲的来源。它是特别的；是一个展示本土才华的渠道，也是对“世界音乐”这个不断扩张的音乐流派的贡献，但它不会在MTV台播出。
从这里我们学到的是，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文化差异的丧失。人类学家经常发现，文化同质化的威胁，无论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想象出来的，都是确保新的文化繁荣的最佳途径。
马什皮印第安人的身份认同难题：文化身份不是非黑即白的
没有什么案例能比马什皮（Mashpee）印第安人更能证明现代身份认同的混乱状态了。马什皮是马萨诸塞州科德角（CapeCod）的一个小镇。年，马什皮瓦帕侬（MashpeeWampanoag）部落理事会代表约名成员，向联邦区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获得对约四分之三乡镇土地的权利。他们的这一举措是当时美国境内一个更大范围运动的一部分，即美洲原住民要求土地和主权的运动，特别是在东北部地区。事实上，此事是这一波浪潮的开始。从巴西到印度再到澳大利亚，世界各地的原住民群体都纷纷宣称对土地拥有权利和主权。
到年代初期，“文化权利”的概念开始出现，并与人权共同成为一个具有强大道德力量的重要问题。而这些权利主张的力度往往取决于将他们召集在一起的身份政治的力量。
其中许多努力都取得了成功。澳大利亚在年和年制定了几个重要的土地权利法案。在巴西，年宪法正式承认了原住民的权利（这并不是说它导致了即刻的转变）。
在危地马拉，里格贝塔·曼珠·蒂姆（RigobertaMenchúTum）于年出版了自传《我，里格贝塔·曼珠》（I,RigobertaMenchu）并引起人们对玛雅人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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